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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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成果】播撒科技火种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时间: 2018-04-20来源: 《中国科技成果》 2018第08期人物专栏作者:谭如冰赵爱民— —记石斛行业领路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究员段俊教授。针对铁皮石斛栽培上出现的这一难题，段俊博士根据铁皮石斛是附生植物，根系需要生长在透气性强的环境中这一特点，并根据多年种植铁皮石斛的经验，独创性地总结出了适合铁皮石斛规模化生产的“苗床架空栽培模式” ，成功解决了难题。怀揣对科研事业的一片赤诚，他身先士卒、甘为人梯，段俊研究员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推动着祖国石斛产业的发展，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学者之歌… 。时间: 2018-04-20 来源: 《中国科技成果》2018第08期 人物专栏 作者: 谭如冰 赵爱民
——记石斛行业领路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究员段俊教授
石斛（Dendrobium Sw）在我国是传统高档汤料、名贵保健品和中药材，应用历史悠久，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润喉明目、益智除惊和轻身延年等功效，近年来石斛产业发展迅速，年产值已超百亿元。但野生石斛生长环境特殊 , 自然繁殖速度慢，由于市场需求大，人工种植就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有这样一位长期致力于药用石斛产业化技术研发与推广，从而改变了整个药用石斛产业面貌的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被业内誉为石斛行业领路人的段俊教授。
另辟蹊径 破解石斛种植难关
段俊博士出身于农村，对农业有种天然的不舍情怀。他于 1988 年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工作，自此便将满腔赤诚连同青春岁月无悔地奉献给了农业科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上，段俊博士的选题大都来源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2008 年以前，人工栽培的药用石斛主要是铁皮石斛，栽培方式主要是种植在铺上碎石地面上（地栽模式），产量很低，段俊博士调研发现，这种栽培模式基质容易积水，透气性差，烂根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成活率低，同时地面栽培病虫害发生严重。针对铁皮石斛栽培上出现的这一难题，段俊博士根据铁皮石斛是附生植物，根系需要生长在透气性强的环境中这一特点，并根据多年种植铁皮石斛的经验，独创性地总结出了适合铁皮石斛规模化生产的“苗床架空栽培模式”，成功解决了难题。这种栽培模式病虫害大幅度降低，成活率和产量大幅度提高，年亩产量可达 300 公斤以上。由于苗床架空栽培模式种植效益高，很快得到了普及，并成为铁皮石斛栽培的主流技术，目前全国设施栽培的铁皮石斛约 10 万亩，年产值在数十亿元，90% 以上的栽培面积均在采用这种模式进行种植。随之紫皮石斛（齿瓣石斛）和珍虫石斛（梳唇石斛）等其他药用石斛也仿效这种种植模式发展了起来。这种药用石斛种植模式自 2008 年推广以来，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已超百亿元。
在成功解决了铁皮石斛的种植技术后，段俊博士又着力解决霍山石斛（米斛）的种植技术。在石斛类中药材中，霍山石斛的历史名气很大，然而，在 2010 年前，霍山石斛（米斛）见过其真容的人很少。据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霍山石斛炮制技艺传承人何详林先生介绍，直到 2010 年 4 月前，霍山石斛（米斛）人工种植面积也就 2 亩左右，主要集中在安徽省的霍山县，亩产量不到 10 公斤，他的父亲何云峙先生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尝试霍山石斛（米斛）的人工种植，但一直没有成功突破。段俊博士通过实地调研后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种植技术没过关。为此，段俊博士根据霍山石斛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习性，研发出了一整套设施条件下的霍山石斛苗床架空栽培模式，并进行示范推广，获得巨大成功，目前设施栽培的霍山石斛基本上都在采用他示范推广的技术。现在，霍山石斛已发展成为霍山县的特色产业，年产值超十亿元。
技术突破 引领石斛产业发展方向
由于市场行情变化，2013 年后，铁皮石斛原材料价格开始下滑，设施栽培效益随之下降，此时段俊博士强烈意识到降低生产成本的迫切性。2013 年之前，铁皮石斛种植对设施水平要求较高，一亩设施大棚的造价为6万元以上，这主要是与当时使用的品种抗逆性不强有关。段俊博士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加快了抗逆品种的选育进程，目前选育出了抗逆性强的一系列品种（系），其中“中科 3 号铁皮石斛”和“中科 4 号铁皮石斛”已经通过广东省的品种审定。这些品种由于抗性强，对环境要求不高，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也大幅度减少的农药的使用，产品的农残问题也随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目前他培育的药用石斛新品种已成为该行业种植面积非常广的品种之一。
段俊博士从 2010 年开始，在研发药用石斛设施栽培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摸索仿野生种植技术，并成功研发出了石斛的贴树栽培（种植在林地的树杆上）和贴石栽培（种植的石头上）技术，目前这些技术已成功应用于生产，为我国林下经济和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段俊博士根据药用石斛除了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观赏性这一特点，研发出了南方家庭阳台栽培药用石斛的技术。
为了解决石斛行业发展的技术难题，段俊博士将其研究领域拓展到了石斛全产业链，从石斛种质资源收集评价到优质多抗高产品种的选育，从优良种苗生产到科学栽培，从石斛原材质量控制到产品加工技术，都已成为他率领的研究团队的研究重点。
精耕不倦 换来硕果满园
段俊博士一直在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实际上，2007 年之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包括蝴蝶兰、石斛和兜兰等在内的兰科植物资源收集、评价与利用。期间他率领的研究团队曾建立了超过 300 种兰花资源的种质圃，培育出通过审定或国际登录的兰花新品种 30 多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一项，建立了110 种兰花的组培快繁体系，获国家发明专利 18 件 (ZL 03114179.X ；ZL 200910039929.4 等 )，此外，还研发出了多种其他经济植物的种苗组培快繁体系，获得发明专利 10 件（ZL 201510224205.2 等），发表学术论文100 多篇，为我国兰花 等经济植物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此，曾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项、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二等奖 1 项。
段俊博士在注重研发产业化技术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技术的推广应用。近年来分别在广东、湖南、江西、安徽、云南、浙江等地与企业合作建立了 10 多个兰花和石斛种植示范基地，并为当地举办的兰花和药用石斛生产技术培训班授课 30 余场次，培训超过 5 000 人次。
2010 年以来他还与 CCTV7 合作拍摄了 10 期有关药用石斛的科普宣传节目，其中《破解铁皮石斛种植难关》节目和其出版的《铁皮石斛高效栽培技术》已成为铁皮石斛种植行业的经典教材。初步估计，目前他推广的技术和品种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已超百亿元。
段俊博士的研究成果赢得了业界的充分肯定，目前他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还兼任了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药用石斛保育与利用委员会主任、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兰科植物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药学会岭南中草药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兰花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遗传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广东省花卉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四季更迭，他忙碌的脚步从未停歇；昼夜交替，他紧张的工作从未间断。怀揣对科研事业的一片赤诚，他身先士卒、甘为人梯，段俊研究员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推动着祖国石斛产业的发展，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学者之歌……2018-04-25查看详情 -
【中国科技成果】矢志不渝科研情 枸杞深处别样红从《诗经》 “坡北山，言采其杞” ，到唐诗“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年” ，或从陆游的“雪霁茅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 ，到乾隆年间的“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 。中国科学院枸杞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敏锐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每一步的进步和提升，都化作动力鞭策，后续团队将在苏国辉、许智宏、孙汉董、仝小林、陈晓亚等院士专家的支持下，密切结合地方需求和产业优势，针对枸杞定向育种、保鲜、病虫害防控、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小枸杞必将撬动大产业书写红色传奇！时间: 2017-11-20 来源: 《中国科技成果》2017第23期 创新团队 作者: 谭如冰 赵爱民
——记中国科学院枸杞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从《诗经》“坡北山，言采其杞”，到唐诗“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年”，或从陆游的“雪霁茅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到乾隆年间的“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这些诗词佳句均可体现枸杞的药用价值及悠久的栽培历史，但从当下枸杞产业的发展来看，即便是在具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美誉的道地产区，仍存在着枸杞栽培病虫害防治困难，水肥使用效率低等问题，枸杞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科研优势未能跟当地的地理、品牌优势良好对接等现象。现有的枸杞深加工企业普通分散经营，特色优势产品少，高科技含量产品少，严重制约了枸杞的产业化发展。
中国科学院枸杞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敏锐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在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的启发和指导下，充分发挥中科院研究所相关力量的前沿研究和技术集成的引领带动优势，结合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研究院地域性特色研发和示范优势，加上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科技人员的主体推广优势，以及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组织化实施和资金优势，通过联合攻关，突破宁夏枸杞产业发展的瓶颈，促进枸杞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该团队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王瑛为项目主要协调负责人，张润志、张振涛、邸多隆、张正勇、曹云娥、任博、刘立超等为课题负责人，许智宏、苏国辉、谢旗、曹有龙、仝小林为团队咨询专家，含杰青4 人，是一支实力强大、富有创新力及开拓进取精神的药食同源研发团队。
小枸杞大健康品质为本
“药材好 药才好”，优质品种是支撑枸杞产业稳健发展的基石。团队总抓手王瑛认为，尽管枸杞干果入药、干吃、煮汤、泡茶都很合适，但从长远来看，鲜实枸杞和新鲜枸杞机械采摘直接加工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在枸杞新品种培育选育上，团队完成了常见栽培品种及近缘种的种质资源收集，建立了比较科学的枸杞主要农艺性状和主要功能活性成分的评价技术体系，培育出了的易采摘、口感好的“中科绿川1 号”和“中科黄果1 号”等多个优良新品种。
先进栽培技术能给优质品种锦上添花。宁夏农林科学院国家枸杞工程技术中心秦垦研究员在长季节高效栽培技术上实现了新突破：通过调整休眠和修剪，成功实现枸杞鲜果在2016 年春节前后至11 月25 日后的持续供应，比大田栽培的鲜果延长供应了4 个多月。中科院动物所张润志、宁夏农林科学院张蓉、药植所陈君团队鉴定了枸杞蚜虫等虫害及其发生规律，发现了瘿螨寄生于木虱的越冬模式，明确了中宁地区主要枸杞害虫的种类及其田间发生规律，鉴定和发现了几种新的枸杞木虱寄生蜂，并根据防控关键点进行病虫害防控，全年减少施药次数约3 次，实现了农残和成本双降低。宁夏大学曹云娥和南京土壤所林先贵团队探索了苜蓿、万寿苗等间作植物的使用模式，研发针对宁夏枸杞主产区的新型有机专用固体肥、液体肥和有机无机专用肥、微生物菌剂，建立适合当地特点的基肥+ 水溶性追肥的立体生态科学施肥模式。中科院地理所任博团队研发了枸杞种植园区的溯源系统，推动了枸杞电子商务的发展。刘立超团队将本项目涉及的十余项技术集成于中宁的鑫阳公司栽培基地，为后续新技术示范和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学研一体化提升枸杞附加值
传统市场上枸杞以制干为主，近年来枸杞鲜果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日益受到大家关注，枸杞糖肽、枸杞茶等系列保健品也逐步进入消费者视线，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为枸杞产业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枸杞新型制干和保鲜技术研发方面，中科院理化所张振涛研发了高效太阳能热泵联合制干装备，处理能力2 吨以上的节能环保的热泵干燥系统的能耗比燃煤降低5 成。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屈红霞和北京植物所田世平通过采前和采后技术融合，利用冷链物流保鲜技术可将枸杞鲜果储藏20 ～ 30 天，基本保持鲜果采摘时的外观、口感和营养品质。
在枸杞活性物质及其保健功能研究方面，中科院过程所赵兵实现了枸杞多糖的高效制备，从原果中分离出10% ～ 15%的纯度为50% 以上的枸杞多糖；上海有机所吕龙在中宁实现了糖肽成果转化，中杞公司建成了首条精深加工提取枸杞糖肽系列产品的生产线，可年加工枸杞干果原料400 吨。中科院兰化所邸多隆、生物物理所陈畅对枸杞抗氧化抗衰老机制进行了升入研究，研发了高效同步分离制备枸杞中活性物质的新工艺，完成以枸杞功能成分为主，具有明确功效的4 款功能产品的研发。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杨子银率先将传统茶发酵加工理论引入无果枸杞叶茶的加工，有效提升了无果枸杞叶茶的品质。
相互协作，攻克难关，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和智慧。每一步的进步和提升，都化作动力鞭策，后续团队将在苏国辉、许智宏、孙汉董、仝小林、陈晓亚等院士专家的支持下，密切结合地方需求和产业优势，针对枸杞定向育种、保鲜、病虫害防控、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小枸杞必将撬动大产业书写红色传奇！
2018-04-25查看详情 -
【广东科技报】广州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建国科大广州学院1月10日 ,广州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大学、黄埔区政府、天河区政府签署框架协议，共建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出席活动并见证协议签署。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力争在10年内，集聚约300名高端科技人才，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广州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建该大学广州学院，有利于发挥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广州分院的学科优势，引进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吸收高端创新资源，促进广州高校集群创新，助力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时间: 2018-01-12 来源: 《广东科技报》第12版 综合新闻 作者: 张建列
签署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张建列）1月10日，广州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大学、黄埔区政府、天河区政府签署框架协议，共建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出席活动并见证协议签署。
根据协议，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定位为面向前沿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型大学，属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二级学院，同时是独立的地方法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设天河、黄埔两个校区。
天河校区拟选址华南植物园内符合规划的地块，将打造园林园艺、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并建设集教育、科研、产业于一体的科教融合示范园区。黄埔校区拟选址中新广州知识城南部旺村文教区，将打造生命科学与健康领域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平前沿研究基地、临床应用基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同时建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队伍，构建教学、科研、产业、金融协同创新联盟。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培养单位，将全力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黄埔校区的建设，充分发挥广州生物院在生命科学与健康领域的优势，促进科教融合。
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将主要承担研究生教育，建成初期在校生规模约6000人，其中天河校区约4200人、黄埔校区约1800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力争在10年内，集聚约300名高端科技人才，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广州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建该大学广州学院，有利于发挥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广州分院的学科优势，引进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吸收高端创新资源，促进广州高校集群创新，助力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
2018-04-24查看详情 -
【广东科技报】华南植物园助力宁夏枸杞产业发展近日,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组织协调的2015-2017年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宁夏枸杞产业科技推广项目通过结题验收。该项目针对枸杞产业发展关键核心瓶颈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在枸杞产业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项目组提呈的枸杞产业发展咨询报告也得到院士专家的认可，受到了宁夏等西北省区、科技部、中科院等领导的重视。共获得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相关企业的直接投入经费近6000万，协助推动了科学院和宁夏科技厅共同支持的“枸杞功效的重大基础研究及功能产品研发（总经费3600。该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多种资源的汇总，为枸杞研发凝聚了多部门多层次的关注和支持。时间: 2018-01-12 来源: 《广东科技报》第12版 综合新闻 作者: 冯海波
本报讯 （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周飞）近日，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组织协调的2015-2017年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宁夏枸杞产业科技推广项目通过结题验收。该项目针对枸杞产业发展关键核心瓶颈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在枸杞产业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项目组提呈的枸杞产业发展咨询报告也得到院士专家的认可，受到了宁夏等西北省区、科技部、中科院等领导的重视。
该项目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苏国辉等为团队咨询专家，华南植物园王瑛研究员为项目主要协调负责人，张润志、张振涛、邸多隆、张正勇、曹云娥、任博、刘立超等为各课题负责人。多个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在枸杞性状评价和遗传规律、病虫害种类鉴定及发生和越冬规律、枸杞鲜果采后病原菌的鉴定与抑制、枸杞水肥需求规律、枸杞成分和抗氧化机制等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创新性进展，发表论文56篇，申请专利35项（授权9项），为枸杞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枸杞的绿色栽培技术体系构建方面，项目组研发了优良品种长季节栽培、水肥一体化、虫害生态防控、深施有机肥和精准施药机械、鲜果保鲜、鲜果制干、产地朔源技术，已经形成了7项技术规程和2项地方标准，研发了6项生产和加工设备。技术转化支撑了蚯蚓肥等肥料加工生产线。各项技术在不同企业栽培基地进行了成功的示范，不同技术已经在相关企业的栽培基地开始集成。这些技术的研发，为枸杞产品质量的提升储备了高效的技术，推动了枸杞绿色和有机栽培技术的提升。
基于枸杞的成分及其功效研究基础，项目组研发了同步制备枸杞活性物质的新工艺2项，形成了高附加值的保肝、延缓衰老、缓解视力疲劳的功能产品3项，该技术和产品已经转化至合作企业；研发枸杞玻态产品2项；建立标准操作规程7项、工程化技术方案6项。建立企业标准6项，其中3项获得宁夏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局备案。这些产品的研发为枸杞深加工领域丰富了高附加值产品，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该项目实施集成了来源于中科院13个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团队，是目前能够进行枸杞产业链深入研发的优势团队。近三年共培养研究生14人，培训技术骨干61人，培训农民和技术工人1270人次，为枸杞产业的发展储备了多层次的人才。
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研发团队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将枸杞研究列入科学院研究所的十三五重点突破和重点培育研究方向；共获得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相关企业的直接投入经费近6000万，协助推动了科学院和宁夏科技厅共同支持的“枸杞功效的重大基础研究及功能产品研发（总经费3600万）”的立项。该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多种资源的汇总，为枸杞研发凝聚了多部门多层次的关注和支持。
2018-04-24查看详情 -
【广东科技报】南岭山地报春苣苔属物种形成历史研究取得进展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对南岭山地报春苣苔属物种形成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Evolutionary Applications （ 《进化应用》 ）上。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采用多基因分子标记方法，研究了牛耳朵复合群的物种边界、遗传分化和基因流动态。物种边界模型分析显示，牛耳朵复合群物种间的边界与形态分化吻合，但广布种牛耳朵存在两个独立的进化单元。基于物种花形态表型分析结果显示，物种间数量性状的分化与遗传分化基本一致，表明中性过程可能是物种分化的主要进化驱动。相关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项目的资助。时间: 2018-01-05 来源: 《广东科技报》第7版 综合新闻 作者: 冯海波
本报讯 （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周飞 王静）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对南岭山地报春苣苔属物种形成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Evolutionary Applications（《进化应用》）上。
南岭山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之一，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价值。正是南岭山地复杂的地形和强烈的土壤异质性，孕育了高度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和特有性。但迄今为止，对该地区植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知之甚少。报春苣苔属（Primulina）物种多样性丰富、特有性强，南岭是该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之一。其中，该属牛耳朵（P. eburnea）复合群主要分布于南岭山地，包括了多个南岭特有的物种，为研究南岭植物特有性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理想的模式。
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采用多基因分子标记方法，研究了牛耳朵复合群的物种边界、遗传分化和基因流动态。物种边界模型分析显示，牛耳朵复合群物种间的边界与形态分化吻合，但广布种牛耳朵存在两个独立的进化单元。物种边界划分也和物种的地理分布边界一致，它们均为严格的异域分布。而基因流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牛耳朵复合群在物种分化的过程中存在历史基因流。基于物种花形态表型分析结果显示，物种间数量性状的分化与遗传分化基本一致，表明中性过程可能是物种分化的主要进化驱动。这些研究结果为报春苣苔属的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相关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2018-04-24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植物园：给植物打造一座“诺亚方舟”如今的植物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收集和展示活植物及标本，通过迁地保护、育种等手段保护资源植物。也正因如此，植物园才被称为植物界的“诺亚方舟”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主任、国际植物园协会（ IABG ）理事、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海向《中国科学报》介绍，跟大众一般性的认知不同，物种保护并不是植物园出现的动机，相反地，早期植物园的建立充满了“利用植物”的功利主义色彩。再比如中国的两个万种植物园— —华南植物园和西双版纳植物园，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学报》 ( 2017-11-17第1版要闻).时间: 2017-11-17 来源: 《中国科学报》头版 要闻 作者:胡珉琦
如今的植物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收集和展示活植物及标本，通过迁地保护、育种等手段保护资源植物。也正因如此，植物园才被称为植物界的“诺亚方舟”。
■ 本报记者 胡珉琦
今年10月，中科院五大核心植物园之一、总规划面积达639 平方公里的秦岭国家植物园在秦岭北麓正式开园。它不仅是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植被分带最清晰的植物园，它的出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事实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植物园也比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有调查显示，在中国，每年都有1~5座甚至更多的植物园正在兴建中。然而，作为一个植物保护和环境教育的重要场所，植物园是否能够真正履行它的使命，必须通过时间、经验和技术的长期累积来检验。开园对一个植物园而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开始。
20年迎开园
秦岭国家植物园曾经是老主任沈茂才的一块心病。从1998年他还在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副院长起，就开始酝酿并且提出要建设“秦岭植物园”。此后的两年里，相关专家经过十多次的园址科考和论证，终于得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的立项支持。
秦岭从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生物多样性突出的代表区域之一，它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分界线，也是我国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区。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植被破坏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保护区以外的园址地，乱伐、乱开矿、挖沙的现象比比皆是，生态环境已经相当脆弱。
从目前规划的秦岭国家植物园范围来看，它包括了海拔从480 米到3000 米的平地、丘陵、山地这样一个完整的立体生态系统，其中还涵盖了25条河流水系。如今，公众可以在植物园就地保护区看到河流两旁成片的密林，其实是在2000年以后，植物园筹建者发动当地老百姓，一棵一棵栽种出来的。光是这样的植被恢复就持续了十几年。
当时，沈茂才还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说服当地政府关停植物园区域内的5座水电站。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后期已经关停2座，其余3座将来也会退出。
建设这样一座巨大面积的国家植物园，是一项投资巨大、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沈茂才还记得，有同行在各种会议期间调侃过他，植物园开园遥遥无期。
2006年陕西省政府、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西安市政府达成联合共建的决定，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规划才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2007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
尽管如此，在欠发达地区投建一项生态工程，资金永远是最突出的问题。当年，为了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沈茂才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通过固定分红和效益分红相结合的创造性举措，才从老百姓手中租到了植物用地。
2014年，沈茂才退休。直到今年秦岭植物园开园，他等了近20年。
目前，秦岭国家植物园生物就地保护区575.31 平方公里，以原生境保存为主，现有物种1380 余种。迁地保护区的物种保存主要以试验苗圃和专类园方式为主，现收集物种1500余种。一期基本完成了“一河两场三湖四馆六区十八园”建设。
不过沈茂才也表示，植物园一期工程的任务还是完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建设，以物种资源收集为主，大部分专类园的打造还只能满足开园需要的一个基本框架。“这对一个植物园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多是“半成品”
一座植物园开园，并不意味着它正式建成了，它只是看上去有了一个植物园的模样，事实上，它也许仅仅是一个植物园的“雏形”而已。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主任、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理事、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海向《中国科学报》介绍，跟大众一般性的认知不同，物种保护并不是植物园出现的动机，相反地，早期植物园的建立充满了“利用植物”的功利主义色彩。
早期建立到现在仍很知名的植物园大都是从种植园开始的，主要是引种，培育经济植物、药用植物或稀奇植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876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把从亚马孙流域获得的橡胶树种子育苗后带到新加坡植物园，该植物园研发了相关技术，再在东南亚、南亚的一些殖民地进行种植，这一尝试最终影响了世界工业化格局。茶叶、可可、橡胶、烟草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植物，其最早的引种和科学研究都是在植物园完成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物多样性迅速消失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植物园才特别强调植物保护功能。它必须收集活的植物，并对这些植物进行档案记录管理，使它们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
如今的植物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收集和展示活植物及标本，通过迁地保护、育种等手段保护资源植物，尤其是那些珍稀濒危物种。也正因如此，植物园才被称为植物界的“诺亚方舟”。
目前，国际上知名的植物园收集的植物，邱园有3.5万种、美国密苏里植物园3万种、纽约植物园2.5万种……要知道，达到这样的规模，它们分别经过了250多年和100多年的发展时间。再比如中国的两个万种植物园——华南植物园和西双版纳植物园，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任海解释，这是因为植物园引种、迁地保护、种质资源管理等有着非常复杂且严谨的科学规程，它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植物园里的任何一种植物、一粒种子，甚至是一个组织培养器官都必须来源明确、身份清楚，并且为它们制作详细的‘出生证’，包括采集地、采集时间、材料性质、采集者等等信息。”他说，这就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植物园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信息登记管理系统，而且记录和观测积累的时间越长，科学研究价值才越高。
对于植物园来说，物种引进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栽培、繁殖，帮助它们存续下去，才是有效的保护。可很多时候，它们来自不同的生境和生态位，想要在植物园环境中正常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有一种世界上最小、最稀有的睡莲——卢旺达睡莲，在野外几近灭绝，它们最后的一些样本被带到了邱园。可是，它们的种子会发芽，幼苗却总是不能成活，就连最有经验的濒危植物拯救专家都一直拿不出好办法，这意味着这个物种可能永远地消失。最后，科学家靠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把睡莲从水里挪到了盆里生长，才有了它们存活的奇迹。
有了物种资源，就能对这些植物展开科学研究。植物园涉及的研究内容包括生物技术、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园艺学、分子遗传学、植物育种、繁殖生物学、分类学、多样性保护等等。科研产出包括了论文、报告、出版物、期刊以及数据库等。在他看来，一个缺乏科学研究支撑的植物园是没有灵魂的。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植物园不仅科研队伍和实力雄厚，而且在科研上独树一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除此之外，他也提到，植物园与社会最重要的连接点是科学普及。植物园必须通过环境教育，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使他们养成环保意识，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这就要求植物园必须具有策划、执行环境教育的职能部门，有专门从事教育的团队，有计划地、定期地、持续性地举办各种科普活动，推出各种科普产品，提升科普设施建设。
任海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定义一个植物园，或者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一个植物园，那么很多已经存在的植物园都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使命和愿景
从经典的、综合性植物园的功能定位就可以看出来，它和一般的城市公园、森林公园或者自然风景区是明显不同的，采集、引种、驯化、保护、科研、推广利用植物，以及科普，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一个植物园来说，它所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用来实现和不断拓展这些功能，事实上这完全是没有止境的。
不过，人们也许很难意识到，植物园在履行这些职责方面是否能够做得出色，很可能在它启动之初就已经决定了。
“从单纯地建造一个植物园的过程来看，确立定位目标和规划设计才是最耗费时间和成本的关键内容。”任海指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一个植物园建设的基础和根本，它是植物园的筹建者需要不惜血本去完成的工作，但从目前看来，这些前期的投入往往不能被人容忍，因此，也是植物园建造时最容易犯错的部分。”
一个植物园的建设，无论大小，都必须想清楚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究竟为什么要建造一个植物园。一个植物园寻找自己的使命和愿景的过程，也是它未来向公众塑造自己独特形象的开始。
比如，2006年中科院版纳植物园在景东新布局亚热带植物园，它处于季风常绿阔叶林与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交错地带，也是河谷季雨林向季风常绿阔叶林过渡区。由于特殊的植物地理区系，景东亚热带植物园的定位就是重点立足中国亚热带特色植物类群，坚持物种保存、科学利用与科普旅游相结合，成为具有明显区域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植物园。
在此之后，需要制定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阐述建设一个植物园的必要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要进行多学科的现场评估。
尽管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同样由于地处偏远的不发达地区，面临资金难题，但是，中科院版纳植物园正高级工程师、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副园长胡建湘介绍说，新园在选址、可行性研究等各项前期工作中仍然不计代价地去完成，目前已按照各项规划和建园要求，完成了园区选址、总体规划和一期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工作。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已有10年。
在具体的建设规划中，不但涉及基本的规模大小、功能区划，重点在于它最具特色的部分，收集什么样的植物种质资源，如何展示（即景观的营造）。
胡建湘认为，植物的收集和多样性展示，除了注重科学性，从一开始就要把科普教育主题融入其中，还需要有很高的美学追求，自然需要与艺术相结合。同时，它需要反映植物园所在地方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就要求在实地调查阶段，除了核心的地理层面，还需要进行历史、文化的考察，使景观的营造不仅有自然的，还有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符号意义。而这恐怕是国内很多植物园所欠缺的地方。
此外，引进人才的策略、管理制度的制定、可持续运营方案的设计都是建设规划中所要包含的内容。
不是一蹴而就
2000年以后，国务院、建设部多次在一些文件、通知中提出要求，加快植物园的建设步伐。特别是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植物园也比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但同时，任海也有些担忧地表示，有的地方植物园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要求，从当年的城市公园简单地改变了一个身份而已。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一个真正的植物园的建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科学合理的、滚动发展的规划下，一步一步推进，通过时间、经验、技术长期累积形成的。即便是在拥有植物园建造悠久历史的发达国家，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遇到很多问题。
任海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最近，全球最大的植物保护国际组织国际植物保护联盟就如何定义一个成功的植物园，调研了全世界116个植物园，结果十分引人关注。
首先，只有78%的植物园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这其中又只有60%拥有详细的目标，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各项指标设定。
在植物园最核心的功能——植物收集保育方面，发达国家植物园能做好物种登记管理监测的不过50%~60%，而在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大概只有20%。“有的植物园尽管号称物种保存数量规模很大，但是大部分物种资源是得不到有效管理的，甚至是物种登记。”任海表示。
科普教育方面，60%的植物园所做的工作是泛泛的、象征性的，而真正能达到让公众理解科学目的的，只有不到40%。
科研领域的调查结果更让人沮丧。只有近10%的植物园曾经作出过真正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31%的植物园有自己的出版物、期刊。任海透露，现在，华南植物园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的植物园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真正与植物园收集保育的物种紧密相结合的研究也还不多。
国际植物保护联盟的调研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全世界多数植物园还没能真正有效地执行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环境改善的使命，使公众最大程度地认识到植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威胁并采取行动。那么，对于国内这些仍然年轻或者正在兴建中的植物园来说，时间大概是最微不足道的。
《中国科学报》 (2017-11-17 第1版 要闻)
2017-11-27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木兰科植物演化研究取得系列进展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生态及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慧等,在研究员叶清的指导下，近3年来在木兰科演化生理生态学领域取得系列研究进展。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中国183种木兰科植物四个系统发育—生物地理模型，发现木兰科植物多个功能性状具有系统发育生态位保守性，而环境因子具有较强的空间信号，揭示了系统发育和空间距离在木兰科主要类群植物地理分布格局中的共同作用。《中国科学报》 ( 2017-11-14第4版综合).时间: 2017-11-14 来源: 《中国科学报》第4版 综合 作者: 朱汉斌 周飞
本报讯（记者 朱汉斌 通讯员 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生态及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慧等，在研究员叶清的指导下，近3年来在木兰科演化生理生态学领域取得系列研究进展。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中国183种木兰科植物四个系统发育—生物地理模型，发现木兰科植物多个功能性状具有系统发育生态位保守性，而环境因子具有较强的空间信号，揭示了系统发育和空间距离在木兰科主要类群植物地理分布格局中的共同作用，并从生理生态的角度阐明了影响木兰科植物地理分布格局的机制。
此外，研究测定了木兰科四个主要类群27个物种的光合/水分相关功能性状，阐明了木兰科不同类群适应不同分布区的光合—水分调节机制，证明了木兰科植物功能性状的系统发育保守性和趋异演化，并从生理生态的角度验证了木兰科近缘属植物的趋异演化和对不同季节的适应性。
研究人员还以木兰科两个先花后叶的物种为研究对象，测定了花和叶水力相关的功能性状以及枝条在花期和叶期的液流，发现相对于叶在不同环境下高效的气孔调节以维持高的蒸腾，花消耗的水分更少，并采取更加保守的水分策略以维持其水分利用的效率和安全。
《中国科学报》 (2017-11-14 第4版 综合)
2017-11-27查看详情 -
【广东科技报】华南植物园国庆将开展主题花展南非帝王花艺术展, “一带一路”国花名花展，凉茶植物与文化展，中秋植物猜谜… …国庆期间，华南植物园将开展主题花展及系列丰富精彩的科普活动，让市民感受植物文化的魅力。“南非帝王花艺术展”汇集从南非坐飞机远道而来的帝王花家族的成员约30种6000株，霸气的“帝王” 、奢华的“皇后” 、甜美的“公主” 、俏皮的“君主” … …这些童话王国里的成员即将于国庆在华南植物园亮相，带来一场惊艳的视觉盛宴。广东凉茶成功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后，凉茶成为广东特有的文化品牌，是广东的“新名片” 。华南植物园将免费提供顶级的单、双筒望远镜及观鸟折页。时间: 2017-09-29 来源: 《广东科技报》第8版 南粤科普 作者: 冯海波
本报讯 （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蒋厚泉 李碧秋）南非帝王花艺术展，“一带一路”国花名花展，凉茶植物与文化展，中秋植物猜谜……国庆期间，华南植物园将开展主题花展及系列丰富精彩的科普活动，让市民感受植物文化的魅力。
“南非帝王花艺术展”汇集从南非坐飞机远道而来的帝王花家族的成员约30种6000株，霸气的“帝王”、奢华的“皇后”、甜美的“公主”、俏皮的“君主”……这些童话王国里的成员即将于国庆在华南植物园亮相，带来一场惊艳的视觉盛宴。而国花名花展将展出“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国花及其它名花，包括捷克的玫瑰、伊朗的蔷薇、土耳其的郁金香、新加坡的万代兰、缅甸的龙船花等，从中可领略“一带一路”国家的花卉风采及文化。
而华南植物园温室群景区也将推出“偶遇凉茶”——凉茶植物与文化展。广东凉茶成功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后，凉茶成为广东特有的文化品牌，是广东的“新名片”。此次展览展出的凉茶植物有岗梅根、薄荷、广金钱草、广藿香等40多种。游客在认识凉茶植物的同时，还可参加家庭煲制凉茶活动（每天10:00-15:00），现场品尝广东凉茶及参与凉茶知识有奖问答、领取凉茶知识手册等。
此外，10月1日-10月4日的10:00-12:00，在温室花展现场将开展中秋植物猜谜、T恤衫植物拓印、微信朋友圈积赞领奖等科普活动，游客可前往参与。华南植物园今年的免费观鸟自然导赏活动也将于10月1日正式启动，飞羽志愿者将带领游客进行鸟类观察及辨别，辅以植物、蝴蝶、蜻蜓等介绍。华南植物园将免费提供顶级的单、双筒望远镜及观鸟折页。2017-11-27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胡启明：力学如力耕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馆长张奠湘的力荐下，记者采访了该馆82岁的研究员胡启明先生。基于植物园活植物收集的《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启动以来，胡启明担任《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顾问会员会副主任、 《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木兰科卷和紫金牛科卷主审，多次参与“迁地志”卷册启动和指导工作。2016年，胡启明获“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 ，该奖是由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为表彰热爱植物园事业、多年来一直奋战在中国植物园建设管理和科研岗位，为中国植物园事业作出贡献并付出毕生精力的植物园工作者设立的奖项。《中国科学报》 ( 2017-07-24第6版院所).时间: 2017-07-24 来源: 《中国科学报》第6版 院所 作者: 王晨绯
■本报记者 王晨绯
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馆长张奠湘的力荐下，记者采访了该馆82岁的研究员胡启明先生。和老先生谈话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籍……
从庐山到国外
作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先骕的侄孙，胡启明是幸运的，也是刻苦的。1950年，年仅15岁的胡启明刚读完初中二年级便辍学回家了。在胡先骕的推荐下，胡启明来到庐山植物园当练习生，跟随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学习。胡启明虽然年幼，但由于陈教授倾囊相教，加之自身非常努力，胡启明很快在植物研究方面有了造诣。他在3年内就掌握了庐山栽培的植物。1950年至1959年，胡启明任职于庐山植物园期间，协助陈封怀教授全面清查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完成了一部40万字、全面记载庐山植物园二十余年引种试种成功的各类植物的专著《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手册》以及《江西（经济）植物志》的编写。1957年，在中科院植物所学术委员会，胡先骕对胡启明大加赞赏。
1953至1958年，胡启明曾深入神农架采集植物，完成中国科学院下达的为莫斯科总植物园建设采种的任务。
“记得我们最早去神农架是在1953年，那里还非常原始，我带着两个工人，东西都背在身上，蹚水过河、夜宿山洞、烤火御寒。我一直跑野外到六十多岁，养成一个去了哪里都要看看身边的植物是什么种的习惯。”胡启明回忆。
1962年，胡启明调往华南植物园工作。在华南植物园，他长期从事报春花科和紫金牛科研究。由于精通拉丁文和英语，他研究的范围除中国外还覆盖了日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区，在我国植物学家中可谓独一无二。此后，胡启明共发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植物新类群97个，居我国植物学家发表国外植物新分类群首位。同时，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应西方国家主要植物研究机构邀请，编纂了《泰国植物志》（英文卷）和《越南、老挝、柬埔寨植物志》（法文）卷等，是我国独立主持编纂外国植物志的第一位科学家。
胡启明参与的“中国报春花科植物系统研究”项目先后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5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5年）。“中国及东南亚报春花目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项目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5年）。《中国植物志》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9年，排名第6）。《香港植物志》获国际植物分类协会“恩格勒”银奖（2015年）。2008年胡启明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基于植物园活植物收集的《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启动以来，胡启明担任《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顾问会员会副主任、《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木兰科卷和紫金牛科卷主审，多次参与“迁地志”卷册启动和指导工作。
六十载心愿
2016年，胡启明获“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该奖是由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为表彰热爱植物园事业、多年来一直奋战在中国植物园建设管理和科研岗位，为中国植物园事业作出贡献并付出毕生精力的植物园工作者设立的奖项。81岁的他，头发花白、背已微驼，站在颁奖台上淡淡地笑了。
谈及恩师，毫无疑问，在学术上对胡启明影响最大的就是陈封怀先生了。除了学术上的影响，胡启明也继承了老师学风上和为人上的特点。
陈老年逾古稀时仍然坚持工作，每天由陈升振和胡启明从华南植物园用自行车载他到华南植物所上班。
今年，82岁的胡启明仍旧保留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如果老伴身体情况好，他便会到办公室工作几个小时。2015年，他还翻译出版了《中国——园林之母》一书。
“大约是1954年，我还在庐山植物园当练习生时，第一次进京，工作后再见到叔祖父胡先骕，老人家即以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收藏的原版威尔逊的China：Mother of Gardens一书见赠，并嘱‘抽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可当时我的英文不过初中水平，何谈翻译！但叔祖父的教诲始终未敢忘怀。还有就是一讲到我们地大物博，都会引用‘中国是园林之母’这句名言，但多数人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胡启明除对植物分类学有深入研究外，对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也有很好的修养，故不负先人之望，将此书翻译出版。
记者细读了该书，发现仅仅是地名翻译就甚为不易。百年前之地名，尤其是小地名，多有变迁，胡启明力求与当初英译一一对上；还有植物学名，如今与百年之前亦有不少变动，他也在书中一一考证、注释。
采访完胡先生，记者被赠予《中国——园林之母》一书，老先生在书里认认真真地写上“敬赠斧正”四字。
《中国科学报》 (2017-07-24 第6版 院所)2017-11-27查看详情 -
【广东科技报】喀斯特石漠化生态治理评估研究获新进展近日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植被与景观生态研究组博士生程方在导师任海、陆宏芳研究员的指导下，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治理模式评估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结果表明，这3种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益都不同程度地优于传统玉米种植模式，其中花椒种植模式最好且可持续能力强。由于花椒种植模式对于本地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花椒种植模式的经济产投比和单位面积经济效益分别是2.77和21190.07元/公顷/年。从纯生态治理效益来看，金银花—李子套种模式最好，而在花椒种植模式上进行养殖和沼气生态工程加环的经济效益明显。时间: 2017-06-30 来源: 《广东科技报》第4版 综合新闻 作者: 冯海波 周飞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周飞）近日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植被与景观生态研究组博士生程方在导师任海、陆宏芳研究员的指导下，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治理模式评估研究取得新进展。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和贵州省对石漠化进行了研究和治理，建立了一些较好的治理模式，但对于这些模式缺乏定量化的生态经济评价，阻碍了这些模式的推广与优化。
华南植物园课题组与贵州省贞丰县委、县政府合作，选取贵州省贞丰县花椒种植模式（顶坛模式）、贞丰县金银花-李子套种模式（坪上模式）、关岭县火龙果种植模式（板贵模式）等3种典型的石漠化治理模式，以及贞丰县花椒种植模式的生态工程加环（养殖和沼气环节）开展能值与经济的综合量化评价，并以玉米种植模式（传统农作物种植模式）作为对照。
研究结果表明，这3种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益都不同程度地优于传统玉米种植模式，其中花椒种植模式最好且可持续能力强。由于花椒种植模式对于本地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花椒种植模式的经济产投比和单位面积经济效益分别是2.77和21190.07元/公顷/年。从纯生态治理效益来看，金银花—李子套种模式最好，而在花椒种植模式上进行养殖和沼气生态工程加环的经济效益明显。
2017-11-27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