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5-27                 来源: 《广州文艺》                 作者: 涂燕娜

一

深秋的羊城，已能真切地感知秋风的莅临，华南植物研究所内，依旧满园苍翠，草木葳蕤，笔直的棕榈树一字排列大道两边，唯有池边的落羽杉开始有了一点儿变色的迹象，再过几场秋风秋雨，它们叶子的颜色将一点点变黄，继而黄红，再到棕红，最终归于大地。海南黄花梨、落羽杉、假槟榔、观光木、琼棕等珍贵植物随性地散落研究所内。这是浓缩版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却少了游人的喧嚣，多了一份安宁清幽的学术气息，与几许生活的烟火气。

转过树丛，一栋灰色墙体镶嵌着蓝色玻璃的四层建筑赫然入眼，门前水池旁，绿植掩映着“标本馆”三个深红色的字体，字不大，却有一种天然的庄重感。相视的瞬间，风流云转，因缘际会，往事雨打风吹，人影浮动眼前，感叹世事总是这样勾连错节，多少人与事都被扫入历史的褶皱处，能被打捞的，终究是吉光片羽，更多的永远沉寂在岁月深处。历史就像一把筛子，过滤了曾经的大多数，过滤了具体的悲欢离合，只留下寥寥数语。标本馆内，在这个注定被讲述的季节，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依然能够感受那些滚烫的际遇、跳动的脉搏、鲜活的人生，触摸那些曾经为了中国植物标本事业而曾经有过的，令人激动或悲伤的灵魂。

标本，是植物研究的基础，也是灵魂。它是静止的时间、凝固的历史，也是沉默的诉说者。从繁华的枝头落下，从远古的岁月走来，主动或被动地封闭呼吸的阀门，收敛生命的气息，让水分回归风中，让细胞变得干涸。然而，干枯的枝叶花朵亦会说话，一如斑驳的石像依然能够传递千年前的语言，沉入地底的化石可以清晰讲述地球演化的密码。标本将生命的气息附着在叶脉上，将进化的规则刻在种子里，将繁衍的秘密藏在花蕊中，伴随岁月一起寂静在历史的尘埃中，等待一道光将它们的记忆重新开启。

仿若一个静止的植物界，一个沉默的植物星球，泛黄的纸张，干枯的花叶，密密麻麻的标注，让人不觉步履凝重，心神肃静。那些曾经生动地在枝头摇曳的花叶，银杉、任豆、观光木、大果木莲、华盖木、落羽杉；那些曾经穿梭在崇山峻岭采集标本的前人，陈焕镛、张肇骞、陈封怀、陈少卿、邓世纬、何椿年、侯宽昭、贾良智、蒋英、刘玉壶，一一向我走来。

1928年，华南国家植物园创始人、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设立标本室；后改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始用现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这是国内最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也是华南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馆藏热带亚热带植物标本超过115万份。其中，最古老的标本，是采集于1808年的禾本科剪股颖属植物，至今已有200多年，而收藏最早的本土植物标本，则是1872年采集于广州的豆科植物短萼仪花。此外，还有陈焕镛发现的“活化石”银杉，以及“红木”原树种花梨木等物种的模式标本。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的历史，是中国植物学研究走过的百年风雨路。

二

时间的指针回到1919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它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陈焕镛带来的，也将是全新的事物。

彼时，刚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硕士毕业的陈焕镛，在导师的建议和帮助下，踏上了前往海南岛的标本采集之路。海南，这颗镶嵌在中国南海边的绿色明珠，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地，“此前尚未有人深入调查其植物资源，采集结果可对东南亚地区植物分布有进一步了解，极具学术意义”。导师的话，海南岛三个字，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撞击着陈焕镛的心，令他无比着迷。但世间万物总是这样，越是迷人，越是充满未知的危险，此前，就有一名英国鸟类学家死在五指山附近，其危险程度可见一斑。然而，陈焕镛还是“凭着年轻人的全部蛮勇，单枪匹马出发了”。

茫茫海洋，波澜壮阔，再次踏上远航之路，陈焕镛已不是当年那个远渡重洋赴美求学的懵懂少年，他的眼神清澈而坚定，他的心中激荡着回到中国开创植物学研究的赤诚热血，他的心中怀着科技报国的远大志向。

遥想当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此时，热爱文学的陈焕镛，不知是否也想到了苏东坡在海南历经艰难险阻却九死不悔的决心。虽然800多年过去，此时的海南岛仍未大规模开发，依然是瘴气弥漫、现代文明之光尚未照耀的化外之地。在此之前，从未有植物学家上岛，更不用说采集研究了，因此岛上仍保持着原始的神秘状态，这也是阿诺德树木园的主任推荐陈焕镛去的原因，没有一个地方比海南更适合作为中国植物标本采集、植物研究的起点。

至今留存下来的陈焕镛的众多照片中，最具代表性和标志性的一张，就是在海南进行首次野外调查与采集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中的他，头戴遮阳帽，身着长衬衫、灯芯绒长裤，打着领带，绑腿长靴，叼着烟斗，目视前方，身姿挺拔，气度凌云，颇有美国西部牛仔的风格。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称之为“攀登五指山极峰之第一人”。

陈焕镛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位到海南岛进行植物标本采集的植物学家，开创了海南岛采集标本的先河，这一年，他29岁。他的第一站是儋县那大镇的沙煲山，即如今的儋州市，然而，他低估了海南环境的恶劣程度。交通不便、生活艰苦，这些他都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却不承想会被毒蜂蜇伤，祸不单行的他又感染了疟疾，最终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采集计划，离岛前往上海治疗，并将采集之标本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料码头大火，所有标本付之一炬。海南之行折戟沉沙，所得标本尽数毁于火灾，这一度让他感到消沉，但他没有放弃这片神秘的海岛、植物的天堂，后来依然多次派遣团队赴海南采集，为编写《海南植物志》打下基础。

病愈后，陈焕镛受邀到南京金陵大学执教，任农科森林系主任。在金陵大学时，他们便组建了一支以钱崇澍为队长，陈焕镛、秦仁昌、黄宗为队员的鄂西植物调查队，赴湖北采集标本。他们从宜昌出发，经由兴山县、神农架东侧到达巴东，最高点到达海拔3000米的地方。钱崇澍专门采集草本，陈焕镛采集木本，秦仁昌、黄宗充当助手，此行共采得标本近千号。多年后，秦仁昌回忆此次采集曾提到，1922年，他和钱崇澍、陈焕镛一起赴湖北采集标本，需要600元路费，最终校方只设法凑到了500元，回来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后来见到英国轮船，就连人带标本往上爬，经过陈焕镛与船长交涉说情，才回了家。而此行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采集队”。然而，不幸的是最完整的一份标本，又再次毁于大火。似乎中国早期的标本采集，总是伴随着火光和遗憾。

陈焕镛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之后，为拓展植物研究，继续赴广州、香港、粤北、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并与数十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取得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先后交换标本3万余份，有力地丰富了中山大学植物标本的数量。

除了交换标本，还与国外植物园交换种子。龙洞琪林亭亭玉立的落羽杉，便是这个时期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交换而来的，如今已遍布中华大地，成为一抹动人的风景。

陈焕镛始终认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两广地区的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在该地设立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研究所非常必要”。正是在植物采集基础上，他提出设立植物研究室，迈出了创立华南植物研究所的第一步。

1928年，羊城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为了开展对广东省的植物分布调查和研究，同时改良及发展全省的经济作物，陈焕镛创办植物研究室。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研究所各项图书仪器等设备渐渐充盈，研究事业也蒸蒸日上，便函请校长将植物研究室改组为“植物研究所”。翌年冬天，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石马岗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内，仅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标本室，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就这样艰难起步。1930年4月，又在植物研究所前加上“农林”二字，隶属中山大学农学院，同时设立标本室、图书室、采集队、植物标本园和实验室。

“生物研究，最重要的是标本。”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就明确了“本所之所立，以调查广东植物种类为首要任务，并对采集任务做出全面规划”，同时制订了采集计划。此后，一代代植物工作者前赴后继，以舍己忘我的精神，走遍中国乃至国外的深山密林采集标本，支撑起国内第一本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和第一本树木志的编研，同时也支撑了《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香港植物志》等30多部植物志的出版，还为《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出版提供支持，而这部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植物采集到标本的制作，最后进入标本馆，有一套严密的流程。曾经从事过这一工作的何椿年曾回忆说道：“我过去在植物所工作，是在标本室内整理标本，查阅英美等国出版的杂志，检出提及我所标本室某号标本，一方面将该杂志对该标本的叙述，用打字机打出来，贴在该标本上，以供参考；同时，还要用小标签，说明该标本室在某杂志几卷几期几页提过，以为这样便可以加强某标本的确定性，增加该标本的价值。”

陈焕镛不仅亲自带头采集、鉴定标本，同时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三套卡片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即使后来标本馆实现了电子计算机管理标本，基础依然是陈焕镛制定的管理方法。

望着日益壮大的标本馆，陈焕镛心中的蓝图在一点点实现。他说：“本所成立迄今，虽为期5年，而所藏标本已超过6万号，固不敢与国外著名植物园具有百数十年相为媲美，然以视国内各植物标本室，实未遑多让……”

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及抗战的深入，农林植物研究所也开启了会址变迁与更名之路。先是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在广州石牌落成，中山大学迁入新校址，后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到法政路，同时在位于石牌的中大校园内开辟标本园，从事植物的引种栽培工作。

然而，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长达十数年的战乱不仅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拖入战争的泥淖，也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

战火起于北平，很快烧过平津，烧过沪宁，继续向着南中国蔓延开来。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天地变色，生灵涂炭，无数珍藏在各个研究所、植物学家费尽心血采集的植物标本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位于北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首当其冲，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静生生物调查所尚未做好撤离的准备；沪宁战役打响前，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匆忙撤离，然而缺少充足准备，只能将主要物品运走，大量标本落入日军之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更是被日军焚毁，多少心血、成果与希望，毁于一旦。

至此，早期由国人创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几乎尽数遭毁，唯余南方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一家。保护研究所，成为陈焕镛重如生命的使命与责任，它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战火烧到偏安南方的广州。1938年，这一年对广州来说，注定被铭记。昔日繁华安定的广州城沦陷，人们纷纷逃难，大量机构外迁，农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15万份标本、4000多册中外图书文献及各种仪器设备亦遭受严峻威胁。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山大学便开始准备撤离，然而，由于学校庞大，行动缓慢，陈焕镛无法等待学校安排撤离，便自筹费用，分批将重要物品转移至香港九龙。即便如此，也还是未能将全部物品尽数转移。未能及时转移之物品和房产，则留下人员看管。陈少卿留守石牌校园标本园，李耀、欧阳有群夫妇留守法政路所址，那时法政路仍留有“标本柜60个，还有泡花柜、办公台、公文柜等；复份植物标本30万份、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2万张、图书仪器10箱”。这批物品在被日伪政权接管之前，陈焕镛又想方设法转移一部分至香港，并建造一座三层建筑，用于存放从中山大学转移出来的物品、标本，亦是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

迁港期间，植物研究所继续从事标本鉴定、专科专属研究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同时继续出版《中山专刊》。在此期间，招收研究生何椿年，跟随陈焕镛从事榕属植物研究，后来何椿年参与主持华南植物园的筹建工作，成为华南植物园的开拓者之一，为植物园早期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在战火中继续开展教育工作。蒋英、侯宽昭、李仲洛等一批研究所员工随校迁移，在云南开展植物研究工作，并在昆明城郊设立经济植物圃和药用植物圃。而后，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农学院设在距离坪石30公里的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植物研究所也随着迁到栗源堡。蒋英等人随着前往，并在栗源堡重新组建研究所，租用民房，“致力于广东、湖南交界之植物调查与采集”“勘察湘江支流上游及两广边境森林，为修建湘桂、粤汉两条铁路所需枕木、电线杆之用材等”。同时到莽山、衡山等地开展植物标本采集、鉴定工作，并开始对湖南进行大规模系统的采集，撰写相关工作报告，编撰《栗源堡植物志》，并计划重建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即使流寓粤北湘南山区，植物学家们始终心系中国植物发展事业，在艰难的岁月里，酬唱应和，对未来抱着希望，展现出植物学家的襟怀。与植物研究所迁移香港后仍不间断植物研究与人才教育事业一致，流寓湘南的中山大学农学院也恢复招收研究生，来自广东蕉岭的徐祥浩便是此时招收的两名研究生之一。他于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成为植物研究所一名研究生，在武江上游河畔山间入学，师从蒋英教授。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艰苦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时说到，这期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到湖南莽山原始森林做植物调查，不仅采集大量标本，还见到猴子在树上摘野柿，野山羊自由漫步山野，见过老虎窝，甚至还在树上采集标本时遇见珍稀的飞狐。此外，他们还到南岳衡山及乐昌九峰山等地调查，为他日后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态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1945年的春天，天气似乎格外寒冷，杜鹃花也开得比往年晚。粤北与湘南相继沦陷，中山大学被迫疏散到东江龙口，植物所也疏散到距离栗源堡20公里外的坪游山继续开展植物标本采集、研究等相关工作。彼时，植物所人虽然少，生活也很艰苦，但同人间坦诚相处，互帮互助，吃苦耐劳，热爱工作，奉献祖国的朴素情感，却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五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犯香港，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再次陷入危险境地。不久，香港沦陷，而植物研究所被不逞之徒举报为重庆敌产而遭日军搜索，所幸没有违禁之物，陈焕镛等人才免遭杀身之祸。然而，因为标本、图书资料上皆有中山大学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标志，被指认为敌产而遭到监视骚扰，他们本可以混迹于难民中冒险离开香港，陈焕镛却“惟每念及毕生心血所罗致，储存于一百余副柚木柜中，十五万号之珍贵植物标本，及四千余部之中西文图书暨仪器等，又岂忍恝然不顾，拱手以资敌人耶。在其严密监视之中，欲求保存，固有不能；将之毁灭，势亦不许。再四思维，苦无对策，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我亦随物存，未敢先求去”。

最终，为了保存这批珍贵植物标本、图书及仪器，陈焕镛与所员一致决定，与汪伪政府合作，把研究所迁回广州。这是一项风险极大的行为，也是极为艰难的选择，甚至会被扣上汉奸卖国之罪，然而，为了保存这批“费尽几许心血，历尽多少艰苦博取得来之科学珍品”，陈焕镛别无他法，唯有将自己的生命与声名置之度外，牺牲一己之荣辱来保全，“名诚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罪功，非所敢顾”。

物资顺利运返广州，侯宽昭则留守香港，直至陈焕镛及所里员工之物品全部运回广州，他才返回。多年后，侯宽昭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道：“那时我是单身一人，假若要独善其身的话，似不难离开此险恶环境的。但念未保存此血汗积成的文物，又不能不舍身以赴，因此决定留守到底，生死不顾。”

这是现当代中国和世界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也是植物研究所创建以来最动荡的一段岁月，国内不少地方及不少国家的珍贵标本都毁于战火。近的来说，陈焕镛参与创立的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创立时一无所有，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拨赠20副柚木标本柜约3000号植物腊叶标本给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而后又在出席世界植物学大会时，为其在欧洲采购了一批植物学图书、杂志、显微镜等资料和仪器，为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及近代植物学研究铺垫了基础。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进入华南，广州沦陷，梧州亦遭受空袭，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随广西大学农学院迁到柳州，此后又经历多次迁移，跌宕起伏，风雨飘摇，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1943—1944年间，该所植物标本、图书、仪器，一部分沿湘桂铁路西迁时被毁于侵略战火，另一部分在贵州榕江毁于洪水天灾，全部丧失，荡然无存”。直到战争结束后，陈焕镛再次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抽出5万份复份标本赠送给该所，助其复建。

而其他国家，如德国植物学家Burret为纪念陈焕镛所做出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琼棕的主模标本，原收藏于德国柏林植物园暨博物馆，二战中被炸毁，后选模式仍然保存在农林植物所标本馆。还有一批菲律宾的标本，其本国的标本在二战中被毁，而存于植物所的标本因及时转移到香港，得以完好保存。

多少人类文明成果与生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而农林植物研究所成为中山大学在抗战中唯一能比较完整保留标本、图书、仪器的单位，并且是我国战后植物研究复兴的主要机构之一，以陈焕镛为代表的所有守护者可谓厥功至伟。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所有为避战火而迁往大后方的高校纷纷回迁，中山大学迁回广州。“广东植物研究所”亦迁回，并恢复农林植物研究所原名，被日军毁坏的植物标本园开始重建，迁往香港的标本、图书、仪器设备亦回归，并开始编撰各类植物志，各项科研工作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顺利进行。

在战火连绵的幽暗岁月里，在风雨如晦的惊涛骇浪中，以陈焕镛、蒋英、侯宽昭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植物学家、科学家，不计个人得失，不计生死荣辱，以生命守护中国植物研究之成果，为了真理、为了民族、为了植物跳动的赤子之心与报国情怀，隔着近百年岁月，依然清晰可感。那些为植物事业孜孜不倦追求的瞬间，那些与自然坦荡相处的时刻，那些为守护标本而生死不顾的大义，成为战火下的流离岁月里永远苍翠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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